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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25

出版于1882-1892年的《荷华文语类参》荷兰语Brood的词条下,收有对应词“面包”“面头”“馒头”“笼饼”和短语“馒头一团”。(作者提供)


兰人在1596年登陆爪哇西部的万丹(Banten),1619年占领华人称之为噶喇吧的惹耶卡达(Jayakarta),改名巴达维亚(Batavia),是第三个到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势力,比葡萄牙人落后足足100年。


自称唐人的闽粤籍华人来到印度尼西亚经商或落户不但历史久远,而且人数在东南亚首屈一指。华人在印尼留下的早期文献有《开吧历代史记》和《公案簿》,为我们穷源竟委早期华人语言提供珍贵的原始资料。《开吧历代史记》记录噶喇吧(今雅加达)华人历史发展概况,年代跨度从1610年至1795年止。《公案簿》收录18世纪到20世纪初,吧城华人公馆审理华社纠纷案件的记录。吧城华人公馆又称吧国公堂,是荷兰人采取“以华制华”政策,在巴达维亚设立的华人半自治机构。


《开吧历代史记》有一则发生于1732年的记录:


和五月,大王建磨面间于府前左边园(用水磨不用人力),凡做馒头干者,喜其便捷,各来纳税磨面。


这段说的是阳历5月,总督在其府前左侧建水力磨面坊,做面包者付费就可用来磨其面粉,十分方便。


《公案簿》1844年10月8日有一则公堂查勘记录:


新客詹亚福恳求恩准住吧做劳智。


自于印度语的roti。印度人把用面粉做的烤饼或煎饼,统称为roti。欧洲人把面包带到印度后,印度人就借用原有的roti来指称面包。印度烤饼随印度移民传到马来群岛,roti也被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吸收,成为印度烤饼和西洋面包的指称,沿用至今。


印尼华人入乡随俗,把面包称为“劳智”,是用闽南语音译。《公案簿》多处用“劳智”,也把面包店称为“劳智间”,不采用“馒头”或“馒头干”,是华人民间用语在多元文化社会的一种自然选择。


印尼华人民间口语虽然普遍用“劳智”来指称面包,不过分别出版于1882-1892年的《荷华文语类参》(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一部四册成套的荷华对照辞典,却没收入“劳智”。


《荷华文语类参》由客居印尼长达10年的荷兰汉学家施莱赫(Gustave Schlegel)编纂,在荷兰语Brood的词条下,收有对应词“面包”“面头”“馒头”“笼饼”和短语“馒头一团”;在Broodwinkel词条下列“馒头店”和“面包铺”两个对应词。


“面包”的对应词和短语竟然有五个之多,可见编者是参考前人出版的辞典,集大成而编成,而不是直接反映印尼华社的用语。这也间接说明,“面包”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成为固定的华语词汇。


英国人投诉面包不好吃


英国人开始经营新加坡是在1819年,从一开始就宣布新加坡是自由港,短短六个月就吸引许多华人到来,华社的雏形也随着新加坡的发展而逐渐成形。


面包是欧洲人的主食,英国人的到来以及各国商船的往来,面包自然成为新加坡必须张罗的事。有关面包的故事,特别是与华社的接触和关系,由于缺乏早期华文文献资料,只能借助英文报章的零星报道来了解。


从开埠到1831年,新加坡的面包主要是从邻近的巴达维亚(雅加达)进口。1832年3月在《新加坡商业记事报》(Singapore Chronicle and Commercial Register)出现一则广告,一家名为John Francis & Son的面包作坊,宣扬它能提供“又大、又好、又便宜”的面包,这可能是新加坡的首家面包店。


根据资料,1881年新加坡总人口为13万7000余,华人占高达60%,已经形成一个较大的华人社区。


《海峡时报跨境刊》(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这一年在一篇题为《我们的面包》(Our Bread)的报道中,抱怨华人面包店的面包“用劣质面粉”“偷工减料”而且“烤得半生不熟”,“让想愉快享受一顿美好早餐的人大失所望,唯一例外的是‘黄埔先生’(指胡亚基)的面包店”。


从此篇充满白人傲慢与偏见的报道可以看出,华人面包店的普遍出现,面包已经成为新加坡华人的日常食品。


新加坡民间的“啰地”


这一年华文报章《叻报》创刊,让我们有机会留下有关面包华语用词的书证。


查阅1887年至1932年停刊的《叻报》,“面包”词已经成为报章经常使用的书面语,“馒头”“面头”“笼饼”等词语均没在报章出现。但是,偶尔在《叻报》会看到一两则面包店的出让广告,把面包店称为“面饱店”。使用“面饱”是极个别的误用现象,不应该把它视为面包还没成为固定语的过渡时期出现的替代词语。


《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两大华文日报在1920年代分别创刊,是我们考察华文词语在本地使用情况最恰当的对象。纵观创刊到二战前的这两大华文报章,“面包”始终是唯一的用语,可见“面包”早就被新加坡华社接受为华语的固定词语。


新加坡虽然以“面包”作为书面语,不过民间普遍上还是使用“啰地”来指称面包。新加坡华语这种口语与书面语不一致的现象,是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的反映。Roti因为是印度人和马来人用来指称面包,也自然被华人和讲英语的社会吸收,成为各族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啰地”能顽强成为新加坡华人口语有其强大的社会基础。


深究起来,新加坡华社使用“啰地”其来有自,早期东南亚的华人流动性较强,较迟出现的新加坡华社继承印尼华社使用的“劳智”,转化为民间口语。新加坡因为自由港的地位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很快地脱颖而出成为东南亚的经贸中心。强大华社的形成,使到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华人移民的集散地和华人文化的中心。


新加坡不但继承早期南洋华语的遗产,转化为新加坡华语,华人在东南亚之间的流动,以及早期华文报章《叻报》《南洋》《星洲》在东南亚的发行,也使到新加坡成为华语传播的中心。血脉相近的南洋华语的形成,新加坡扮演重要的传承角色。


马礼逊的“麦饼”


1822年出版的《华英词典》,在“Bread”词条下,出现对应词“面头”和“面包”和短语“拿面头来”。(作者提供)


回顾东南亚华人在接触和认识“面包”,以及给它命名的过程,我们去看看汉语如何认识和表达“面包”这新食物。


有据可查的书证是出现在1822年澳门出版的《华英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这部词典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辑,在“Bread”词条下出现的对应词是“面头”和“面包”,这应该是参考东南亚华人的用语所致。


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的《神天圣书》,由马礼逊和米怜(William Milne)合译,是首部《圣经》的中文译本。在这部书中,表达面包的译词是“饼”或“麦饼”,“五饼二鱼”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


马礼逊不采用出现在《华英词典》的“面头”或“面包”,相信是沿用18世纪初来华传教士白日升(Jean Bassett)的《新约》译本的用词。白版《新约》手稿虽然较先译出,不过因为不够完整没出版。在其后出版的各种《圣经》中文译本,也都沿袭采用“饼”来表达面包。


1823年出版的《神天圣书》,面包的译词是“饼”或“麦饼”,“五饼二鱼”是一例。(作者提供)


上海外滩的“馒头店”


鸦片战争后,清廷被逼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上海立即引来西方势力进驻。转身变为十里洋场的上海,一时涌现许多西洋新事物。1858年在上海外滩就有一家“埃凡馒头店”(Evans & Co.)成立。埃凡馒头店是英国人亨利·埃凡(Henry Evans)创立,这家“馒头店”卖的不是馒头,而是如假包换的面包。


清末随郭嵩焘出使外国的张德彝,返国后在1865年写了游记《航海述奇》,觉得有必要向国人介绍他初次邂逅的面包:


面包系发面无碱团块烧熟者,其味多酸。


相隔13年后出版的《格物汇编》则用“馒头”指称面包。


清末学者兼翻译家严复,从事译介西洋新事物时,不主张音译,因为音译不负载意义;也不主张用借词,认为借词所指示的意义不能保证内容的准确表达,他主张造词要能见词知义。


在翻译《天演论》一书时,他创造“逻辑”“物竞天择”等新名词而名声大噪。严复在译介新事物时喜用古僻字,1898年翻译《原富》时,另辟蹊径把面包译为“麦+比  麦+禾+勿”(pí lí)。虽然他对这个译名颇为自得,认为既能传其西音,也能见词知义,但是恰恰就是因为太过古僻,不被语言社会接受。


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包被带进中国,人们时而用“馒头”,时而用“面包”来指称它,经过一段既有竞争也能共存的使用阶段,最后才定格在“面包”这个词语上。


共创共享的成果


早期南洋华人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方面缺乏文字记录,让我们在寻求书证方面造成一些困难,但是西方人的到来,特别是一些西方传教士的努力,弥补这方面的欠缺。


从探索面包在南洋地区以及在中国词语化的过程中,让我们了解,这不仅仅是一个南洋华语与汉语的交流和互动,也是一个双方共创和共享的成果。我们不应该把华语词汇的产生和发展的探索,单单局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必须扩大视野,把它一同放到东南亚整个地区的历史大语境中去考察,才能对其发展的轨迹拼出较为完整的图景。(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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