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深秋,贵阳。

     一夜之间,中华路上出现一些烫着大包头,穿着花衬衣、牛仔裤,骑着助力单车,潇潇洒洒的年轻人。瞬间,让山城贵阳的画风,与电影、画报上的香港、巴黎接轨。

     这些穿着打扮与贵阳人截然不同的年轻人,是从印度尼西亚(下简称印尼)归国的华侨学生。

    印尼华侨学生来贵阳的背景,是1959年,印尼政府推行了一整套反华排华政策——经济上,取消了大面额的货币,1000盾、500盾的货币作废,禁止流通,银行不予兑换,而大面额货币,大多掌握在华商手中。这样的巧取豪夺,使华商在经济上受到巨大的损失。文化上,禁止使用汉字……印尼政府完全不顾数百年来,华侨对开发南洋作出的历史贡献。

     1960年7月,印尼华侨学生(下简称侨生)在中国第一次撤侨行动中,从雅加达平安抵达广州。之后,按照国务院的安排,来到贵阳学习、工作、生活。

      60年过去,当年来到贵阳的596名侨生,从少年到白头。他们当中,有的离开贵阳,或是回到故乡,或是去了国外,也有的在贵阳扎根,成了一名贵阳人。

     岁月流逝,白驹过隙。

     回望侨生在贵阳的这段历程,丰富了贵阳的城市生活史。


第一百五十五期



在贵阳六中的学生岁月


  

 

香港九龙尖沙咀诺士佛台,是香港闹中取静的一条街道。


诺士佛台9号11楼4室,是贵州省政协香港特区委员邓小宙的物业,这里也是香港贵州联谊会的地址。郭建生、刘明镜等昔日在贵阳求学的印尼华侨,不时聚在这里,聊起贵阳往事。


兴致聊起来的时候,回到家里的郭建生,就会喊上夫人,步行20分钟,到西九龙高铁站乘坐高铁,5个半小时后,他们就抵达贵阳,重温记忆中“印尼侨生在贵阳”的篇章。 


讲述人:郭建生,76岁,中银香港集团退休,1960年至1973年期间在贵阳读书、工作


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印尼华侨在上世纪,为印尼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这份贡献,是印尼华侨靠自己吃苦耐劳,一个钢镚、一个钢镚地积攒起来。钢镚里面,浸润着印尼华侨的智慧,还有血泪。


就拿我的父亲来说,他的老家在广东大埔县。上世纪30年代,大埔县很穷,日子难以为继,不少人下南洋谋生。几年后,日子过得好的人回到县里、村里,告诉老乡们自己谋生的情况,动员老乡们和自己一起外出,靠双手和智慧求生。


1938年春天,穷得只穿了一件破背心、一条旧短裤的父亲,跟着我的大伯父,漂洋过海到雅加达,做起大米生意。父亲脑筋活络,为人豁达,天不亮就起床,去向农民收购大米,然后运回雅加达,向人们出售。父亲的大米生意,从零售到批发,只花了短短三年时间,我们家也因此在雅加达成为中产家庭。


华侨在印尼,以勤劳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华侨们也抱团求生存。我的伯父倡导华侨们,成立“雅加达华侨总会”,他被选举为副会长。新中国成立后,伯父在雅加达为华侨奔波办事、维护权益的事迹,引起中央政府关注,1956年国庆节,伯父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1960年,郭建生(左站者)离开雅加达前,与父母,叔叔,堂弟合影


1960年7月23日,我和刘明镜、林南生同船离开印尼。


刘明镜告诉我,他居住在印尼峇眼市,他的祖籍是福建晋江市。刘明镜的父亲,多年前来到苏门答腊岛,靠自己划渔船,出海捕捞,积累资本后,开了一家渔行。刘明镜的父亲身处异国他乡,却时刻关心祖国发展,他经常与中国驻峇眼市的领事联系,从领事那里知道祖国的情况。

搭乘“美上美”号返回祖国的侨民


华侨在印尼的平静生活,都因1959年11月的“总统10号令”而被打破。


离开印尼的时候,父亲把我送到码头,我的藤包箱里,塞满了他和母亲为我买的牛肉、猪肉罐头。父亲说,他们打听到,祖国这几年正是困难时期,我们回国后,不能在生活上给国家添麻烦。我挎着照相机,戴着手表,推着单车,登上“美上美号”轮船回国。


参加第一次印尼撤侨的“芝利华”轮,因其白色涂装被亲切地称为“白渡船”。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一年后的1961年,父亲因病去世。

      

两地教材相似


在贵阳六中,我继续进行初三课程的学习。起初,我们担心国内的教材和印尼的不一样,会不会学不懂?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担心多余。


林南生读高三,他看了教材,数学、物理、化学所教的内容,和印尼华侨中学的差不多,历史、地理也大致相同。只是印尼华侨中学没有政治课,印尼华侨中学类似的课程叫《公民课》,讲的是中国公民如何培养道德情操的课程。《公民课》专门图文并茂地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林南生喜好读书,他在雅加达买的教辅书籍,都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的,华侨中学也是参照国内教材进行课程设置,我们来到贵阳,教学内容大多衔接得上。


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印尼接见当地华侨称:“欢迎你们回娘家看一看。


 林南生回忆,中印关系处在蜜月期时,《毛泽东选集》在雅加达书店的橱窗里,展览并出售。


林南生所在的高三(5)班,被大家戏称为“和尚班”——全是男生。印尼华侨来到“和尚班”后,贵阳六中专门从其它班级调配了一些女同学来,让男女同学混合在一起上课。


林南生学习很厉害,属于学霸型。1961年参加高考前,他填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第二志愿是贵州工学院。班主任看了他的填报志愿后劝他,还是填贵阳师范学院,今后可以教育报国、报效贵州。林南生听了班主任的劝告,改填贵阳师范学院,被该院物理系录取。


 林南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阳三中担任物理老师,1982年当了三中的副校长。3年后,贵阳市筹备侨联,调林南生去工作,后来,他当了贵阳市首任侨联主席。


要求与贵阳学生同甘苦


我们在贵阳六中读书,吃饭不要钱,学校把我们安排在三楼,每顿饭四菜一汤,伙食安逸。不过,刘明镜在一周后发现了华侨学生和贵阳学生之间的“秘密”。


 21岁的刘明镜,在贵阳六中读高二,这是因为他在10多岁的时候,跟随家人做鱼行的生意,后来才重返学校读书。这种情况在印尼常见,只是到了国内成为稀罕事。正是刘明镜成熟,能够在侨生中领头。


吃中午饭时,刘明镜在一楼,看见贵阳学生端着一碗饭,菜就是一碗透明透亮的“玻璃汤”,他的心里不是滋味。我们在三楼吃着四菜一汤的饭菜,全然不知道贵阳学生的伙食因为“三年困难时期”带来的酸楚。刘明镜说,祖国现在正是困难时期,贵州省政府怕亏待了我们这些华侨学生,对我们有特殊照顾,这份情谊,我们心领了,不过,我们应该和贵阳学生吃一样的饭菜,不能搞特殊化。


心潮澎湃的刘明镜,在宿舍里铺开白纸,举起毛笔,写起倡议书,号召华侨学生不搞特殊化,一定要和贵阳学生喝“玻璃汤”,这是华侨学生报效祖国的第一步。


刘明镜文采飞扬的倡议书,贴在校园里,引起共鸣。学校找到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吃四菜一汤,我们没有动摇,坚持要和贵阳学生享受一样的待遇。学校看到我们对承诺坚若磐石,只好按照我们的意思减了菜肴。


其实,我们从印尼带来的物资中,有大量的牛肉、猪肉罐头,我们舀起米饭,打开罐头,就是一顿香喷喷的大餐。这些物资,贵阳学生享受不到,我们遇到关系较好的贵阳学生,也会和他们一起分享牛肉、猪肉罐头,用贵阳话讲,这是“不吃独食”。


篮球影响的人生


贵阳六中的操场,是侨生每天聚集打篮球的地方。贵阳学生说,他们每天吃不了啥营养的东西,只有我们这些吃牛肉、猪肉罐头的侨生,还蹦得起、跳得起。确实,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不少贵阳学生得了浮肿病,难以进行剧烈运动。我们在印尼就酷爱篮球运动,不少侨生都打得一手好篮球。

1959年,郭建生(左三)与巴城中学篮球队队友合影


 1963年暑假,我和谢贤国等同学,代表贵阳市青年篮球队,参加全省青年篮球锦标赛。这场比赛的决赛,在安顺市举行。我们的冠军争霸赛,对手是毕节地区青年篮球队。毕节队也是一支劲旅,在球场上如猛虎扑食,与我们“撕咬”在一起,比分步步紧逼,难分高下。


比赛到最后三分钟,我们输了两分球,比分落后两分。现场的观众,留下一片唏嘘声,纷纷离席而去。观众认为胜局已定,没有悬念。关键时刻,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我们队一个远距离投篮,得了三分,赢得宝贵的一分。不少走出去的观众,听到是贵阳队获得冠军,均觉纳闷,不明白何时冠军发生了转换。


球技高超的毕节队,在赛后被邀请到贵阳,和我们在第五球场(中华中路人民剧场旁边)打了一场友谊赛。


后来,我又代表贵州省中学篮球队参加比赛,在都匀进行冠亚军决赛时,再次夺得冠军。虽然我的文化课不是太好,却因为我的篮球打得好,1965年考大学时,提前被贵阳师范学院体育系录取。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贵阳二中教体育,学校让我在学生中组建篮球队。晚上,我就去报名参加篮球队的学生中家访,征求学生的父母对他们参加篮球队的意见,一定要得到学生家长的同意,才能吸纳他们参加篮球队。

1970年,郭建生贵阳二中宿舍自弹自唱

1972年,郭建生(右)与贵阳二中同事齐国钧、顾建恭老师合影


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1973年,中国对华侨出台政策:来去自由。意思是,愿意出国的,国家予以提供方便。


 贵阳市体委的书记李成炎找到我,和我聊起是否回印尼的话题。在平常的工作接触中,李成炎比较了解我。我也对他说到,自从父亲去世后,12年的时间里,我家在印尼的米行,生意大不如前,母亲一个人在印尼,也需要人照顾。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李成炎说,既然国家有政策,你也可以回印尼。李成炎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以后,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要记住,你身上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这句话到分量,如雷贯耳,影响了我今后到工作、生活。


 1973年夏天,我离开贵阳,没有选择回到印尼,而是选择去香港。我认为,香港至少是中国到领土,迟早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到怀抱。我到香港后,恰逢汉华学校在招老师,我前往应聘。


汉华学校,是香港一所著名的全日制中学,在1945年创校,中文科用普通话教授。我看中它的办学宗旨,是一所倾向内地的学校,就选择到这里教书。


 1979年,香港中南银行面向全港招人,我又去参加考试。中南银行由华侨黄奕柱创立,其创办宗旨既体现“华侨资本家良多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抱具执忱者”,也“以为今后为南洋华侨资本家社会各事业发生关系起见。”


当时,内地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香港与内地合作、在内地投资,都需要熟悉内地情况的人。我在面试中,以在贵阳13年的学习生活、工作经历,得到中南银行考官青睐,当场录取我。


后来,我和刘明镜等侨生,一起为贵州与香港对经贸往来,作出努力。1987年10月15日,在我和刘明镜等侨生的提议中,香港政府批准贵州旅港同乡会成立,10年后改名为香港贵州联谊会。现在联谊会的组成分为四块,贵州省政协香港特区委员、老侨生、香港的贵州就业者和青年学生,会员有1000多人。完成这些与贵州相关对工作,都是我们的贵州情结所致。


古稀耄耋,笑谈如烟往事   

 

侨生在贵阳,得到政府部门诸多照顾,是同龄人羡慕的对象。


血气方刚的侨生,和贵阳社会青年“下简称社青”,也发生了一场不愉快,成为轰动贵阳的一次群殴事件。


如今,当年的侨生和社青,都进入古稀、耄耋之年,再次遇见,相逢一笑,往事如烟。



讲述人:和国正,71岁,贵阳市文联《花溪》编辑部退休职工

       

侨生,贵阳学生羡慕的对象


 1960年10月,侨生到贵阳的消息传出,是件新鲜事,我还和同学结伴,专程跑到贵阳六中看侨生。


 来贵阳的侨生,大学生根据所学专业,安排到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住校就读;初中、高中生安排在贵阳六中住校就读;小学生安排在贵阳实验小学就读,食宿安排在六中,和他们的哥哥姐姐一起居住,便于照顾。安置侨生的几所学校,从校舍到教学、师资力量,都是贵阳最好的。不管是大学、高中、小学,这些学校都在市区,彼此距离近,既便于有关部门集中管理,也便于华侨学生相互联络。


走在贵阳六中的操场上,侨生大多戴着黄金、铂金项链、瑞士手表。尼卡照相机、全护链盒带加力挡的三枪自行车,就像今天的宝马、奔驰一样吸引眼球。不过,我们羡慕他们的富裕生活,侨生却认为这是一件生活常事,他们早上冲奶粉吃面包饼干,晚上煮咖啡加方糖炼乳,这样的生活享受,今天普通老百姓完全能够达到,但在当时,国内的高干子弟也享受不到这些东西。


三枪自行车,资料图片


上课时,老师用普通话讲课,侨生们还能听懂,老师用贵阳话讲课,他们就听不懂了。好在老师都非常有责任感,给这些侨生课外“开小灶”补习,讲授都够耐心、细致,并把老师专用的教学参考书借给他们看。因此,比较用功的侨生学习成绩提高也快。


侨生的体育成绩,普遍较好,短跑、跳远、足球、羽毛球、篮球都是他们的强项。其中,最有名的是当时贵阳师范学院篮球队的主力队员, 两个被我们喊作“大华侨”、“小华侨”的侨生,篮球打得漂亮。


我在人民剧场旁边的第五球场,看过一场师院篮球队和蔬菜公司篮球队的友谊赛。那时,两个队都是贵阳市业余队的尖子,打得非常精彩。“大华侨”的位置是前卫,扣篮、中距离跳投、篮板球很厉害。他的个子高,灵活,而且弹跳力强,抢篮板球判断准确。“小华侨”虽然个子不高,但在球场上的灵活,就成为他最大的优势。他的位置是接应,运球、过人技术、传球和速度都可以说是一流的。他的弹跳力也非常好,而且远投准确,对方防守稍有疏忽,球回到他手上,出手就得分。


拼车技埋下隐患


侨生厉害的技术是骑单车。那不单纯是骑车,而是一种玩车的技巧。有一种技巧叫“浪车”。车对着人飞快驰来,眼看仅差“一颗米”就要将人撞倒,但骑车人龙头一拐,身子一偏, “嘶”的一声,前后轮就贴着眼看要被撞倒的人的鞋边擦过,眨眼化险为夷,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骑车者人车合一,身形一伏一起,轻盈如浪,所以叫“浪车”。这是那些华侨学生,喜欢对漂亮女生展示的一种技巧。但结果却并不讨好,往往使女孩子极为反感。内地的女孩,那时思想都保守,这类炫耀在她们看来,是“流氓行为”。


侨生骑车结伴,郊游野餐,一路展示他们娴熟的车技和鲜亮的衣着。不过,他们最喜欢玩的地方,是河滨公园的溜冰场和六广门体育场的足球场。那里宽阔的平地正是他们练习车技,展示本领的好地方。由于经常在这两个地方骑车,玩车技,就使他们和贵阳的社青有了接触。当时华侨学生和贵阳社青的矛盾,就是从互相比拼玩车开始的。


华侨学生骑车玩车,社青一直敬而远之。因为,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事先开会,对社青打过招呼:见了外国人,见了华侨,不要好奇围观,不要乱说话,要注意礼貌。社青只是远远观望,对侨生身上鲜艳的花格子衬衫,紧身西裤,漂亮尼龙袜,尖削亮皮鞋,外国名单车,流露出羡慕。那些喜欢模仿华侨的青年,把商店里作床单布卖的,红蓝花格子布买来做成衬衫,把裤管改小烫出“精神线”,头发留长,往后吹得蓬松,留下长长的鬓角,抹一层亮亮的凡土林冒充发油。


社青展的车技,也让侨生长见识:一群衣衫破旧的贵阳青年,骑着几辆朽旧不堪的单车,把定车、提车、举车、围车,玩得干净利索。有个侨生骑单车,追过来问社青:“你们是马戏团的吗?”他看见这些社青腰间扎着绑带,在国外只有马戏团的才扎绑带。“不是,我们没有工作。”社青回答。



 一阵叽叽咕咕的印尼话后,侨生骑车到另一边玩车去了。他们模仿着社青的动作,定车、提车、举车、围车。有几个侨生真的很绝,为练习车技,他们也模仿社青骑的车,把车前后挡泥板下掉,弄成一部“光竿车”,只是护链盒和加力挡不下。因此,他们的车技进步很快,定车、围车、提车也开始像那么回事。


   “六广门之战”


 1960年11月的一天下午5点,在六广门体育场,侨生一阵交流之后,有个侨生突然骑车飞来,对正在围车的一位社青说: “我和你围围?”他一边讲一边比划。“可以。”社青回答。于是分别上车相围。侨生和社青各站成半圆围成一个大圈,观赏二人竞较车技。第一回合,侨生坚持了一分钟,定车不稳单脚着地输了。第二回合,侨生成绩稍好也没有超过两分钟。第三回合,侨生的前轮撞了社青的后轮,还是输了。社青跳下车对侨生笑笑,说: “再练练。”意思是到此为止。


侨生三败而不甘心,下车抓住对方车龙头:“再来,再来。”“好,最后一盘。”社青边说边偏身上车,兜了一小转,龙头一拐,左脚踩住前轮将车定住,等他来围。这在围车竞技上是友好的表示,就像下围棋让对手先。他的意思是告诉对方,我们就比比定车。侨生绕了一个小圈骑到对手身边,学着对方的架势也将车定住。坚持了一分多钟终于保持不住平衡,就放开刹车绕骑而去。


社青以为比赛结束就跳下车来,那侨生大怒,转过车龙头,加速猛蹬,人车对直向社青冲去。只听“哐”一声响,两车两人倒在一处。侨生在上面,伸手就扇了社青一嘴巴,大叫: “你瞧不起我!”社青被打火了,左手一把封住对方领子,右手一直拳就照脸上打去,侨生顿时鼻子口来血。见状,侨生们叽咕几句印尼话,有两人飞身上车,直奔六中。


六广门体育场距六中很近,不过几分钟,十几部单车飞奔而至。这些侨生跳下车,从裤袋里扯出备用的自行车链条,向社青乱抽。这一仗来得突然,社青手里没有家伙,被打得狼狈逃去。


咽不下气的社青,决心报仇,他们在六中附近埋伏,“吊”侨学生的线,掌握对方的活动规律。过了几天,侨生见没有社青来寻衅,以为那批车手被打怕了,又结群骑车去六广门玩。熟料,车骑出校门不远,便被冲上来的社青围住。揪下车就一阵暴打,双方陷入混战。侨生也不示弱,扯起自行车链条乱抽。但侨生人数有限,一会儿便被打得四处逃窜。幸亏路边执勤的警察及时赶到,几声大吼,社青才散去。


这是解放后,贵阳街头的第一次聚众斗殴,成为当时轰动全城的社青和侨生“六广门之战”。很快,参与打架的社青,全部被公安局带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坚 李强  编审 陈洁



▼往期精彩回顾▼ 【黔城旧事】1960年10月,印尼华侨进贵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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