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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参加当年高考,我考取了中山大学,9月开始了我大学生生活。次年,我爸妈带了六个未成年的弟妹回国,被分配到海南兴隆华侨农场当教师。


这六十多年,我,还有在兴隆华侨农场的一大家子过得如何?


文革前夕在兴隆农场拍的全家福


2012年9月在“北京印尼归侨回国半世纪联欢会”上我被安排作了一个发言。我在发言的开头讲自己回国55年的经历:“……比较平凡,单一,乏善可陈。当年考上广州的大学,1961年毕业后由国家分配来北京工作,就一直生活在这里,给国家打工,为人民服务。1997年退休前,我先后打过两份工:前半段,先是在中学教书,后当学校的头头;80年代到中国侨联任职……”


在中山大学度过的四年和在巴中度过的四年半,这两段学习生活是同样难忘的。位于珠江畔的校园(康乐园)原是岭南大学的所在,郁郁葱葱一片,其建筑物以红色为主调,显得古色古香,是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之一。我就读的历史学系,师资力量雄厚,学校藏书丰富。这是一个求学治学的好地方。


但我入学时正赶上进行“反右”斗争,尔后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频仍,劳动也很多,因此,正规的上课研究学问的时间不多,学业有些荒废,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即使如此,几位先生的课,如戴裔煊教授的世界古代史,蒋相泽副教授的世界近代史,刘节和董家遵教授的中国古代史,还有陈锡祺教授的中国近代史,都是讲得极为精彩的。


我父母携全家人回国后,工资收入很少,经申请后学校及时向我这个归侨学生发放了助学金。我和国内的同学相处也很融洽,得到许多同学的关爱,虽然毕业已快六十年,但彼此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入学不久,我就被选为班级学习委员,这个工作工作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老师,请教老师,受益良多。


1958年底在“大跃进”运动声中到东莞劳动三个月,和农民同吃同劳动,编写村史。这次下乡,令我有机会初步接触中国农民,接触农村,增进了对国情的感性认识,也见证了“大跃进”中触目惊心的浮夸之风。


“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化运动合称“三面红旗”)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它的出现也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强烈愿望。穷则思变,变则通,这种奋进精神无疑是可嘉的,但“思”与“变”都应遵循客观规律,否则必然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作为归侨学生,能通过劳动实践感受一下知之不多的中国国情,提高对中国国情的认知水平,我始终认为是十分有益的。


1985年大二时在东莞水蛇涌村劳动三个月,与农民合影


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北京工作,打的第一份工是当中学教师,而且一当就是二十余年。对从事教育工作,开始时打心眼里就不太愿意,总觉得自己不是师范院校出身,难于适应,因此有点别扭。


不过,我还是很快进入角色,找到了当一名北京的中学教师的感觉。产生这样的认识变化当然脱不开学校领导和风细雨的思想工作。此外,同事中年轻人很多,情趣相投,生活丰富多彩很不寂寞,我对这个集体因而产生了感情。


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很热爱我的学生,他们中既有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子女,也有将军的孩子,他们都有那个时代中国青少年淳朴向上真诚的特点,面对这些学生,站在讲台上的我充满激情。


我不光讲课很投入,而且愿意做很多分外的工作。经常在课后开学生自由参加的时事问题讲座,讲座往往座无虚席。


我被选为校工会副主席、北京市总工会委员,还担任了北京市政协委员。我始终认为,在自己平凡、单一的人生经历中,当教师的二十几年是最难忘的,套用一句时髦话,这是我平凡人生的一段高光时刻。2011年,我工作过的北京80中学55周年校庆时,表彰了十名老教师,其中有我,我是在调离该校27年后被表彰的。之所以表彰我,据说是为迎接校庆召开了不同届别的校友座谈会,许多离校二三十年的校友在发言中不断提到我,说我书讲得如何如何,又如何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一生,等等,据此,校方就把我列入了表彰名单。这些座谈会上的发言虽不乏溢美之词,掺有水分,但确也对我的工作成绩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为此我颇感鼓舞。


如果不是后来调我去当副校长,我是不会贸然离开教育战线的。因为我自认为当头头受束缚制约太多,工作压力山大,远不如当普通教师来得潇洒自由,更能发挥个人所长。


当然,我的离开和当年的一个中央文件有关,该文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为适应新形势下侨务工作的发展,要调入一些归侨充实侨务机构。根据这一文件精神,一批在其他行业工作多年的归侨知识分子陆续进入了侨务战线,我算其中之一。


在北京市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午餐吃盒饭,左为王文教教练


1956年成立的中国侨联,在文革时期陷于瘫痪状态,名存而实亡。在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侨联恢复组织活动,一批老归侨、老侨务工作者,如张国基、钟庆发、洪丝丝、庄明理、张楚琨、萧岗等同志,进入中国侨联担任领导工作。


我调入时这些归侨老前辈仍在职,作为他们的下属,我在工作机会中有接触这些可敬可爱的长辈,得以亲聆他们的教诲。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对工作尽心尽责,作风艰苦朴素,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们中年纪相对较轻些的萧岗同志刚刚走了(2021年2月4日病逝)。老萧(在生活中我们都习惯这么称呼他,几乎从不以职务相称)为人正派,为官清廉,谦虚谨慎,关心群众,平易近人,尊重知识,工作有大局观,对中国侨联开展华侨历史研究工作既有着战略性的考量,也有具体的指导和支持。我十分怀念老萧同志!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奠基仪式

在侨联工作到我1997年退休,前后十余年,占了我职场生涯的三分之一。在党的领导下,我先后被安排在四个部门(中国华侨历史研究所、对外联络部、文化宣传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筹建办)当负责人,工作一再变动,我愉快服从分配,忠于职守。


我始终认为,一个做“侨”工作的干部,应该胸有“侨情”。


侨情,指的是对“侨”的感情和对“侨”情况了解的程度。


做侨务工作,特别是做侨联工作,没有“侨情”是难于做好的。我作为一名归侨,而且家里人都生活在华侨农场的归侨,工作中也偏重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因此我是属于比较有“侨情”的那类侨务干部。在工作中我能以“侨”为本,自觉地为侨服务,较好地发挥一个侨联干部的作用。(8-7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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